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虽然趋于保守，但绘画领域却出现许多富有特色的流派与个性强烈的画家，各领风骚，树织画坛。明初崇尚宋代画风的画家遍于宫廷、民间，明代中期文人画重新复兴于苏州，后期士大夫文人画更是向独抒性灵发展，以画为乐、以画为寄。明清变革，并没有割裂绘画的传统，清代仍然画派林立，摹古、创新各行其道；文人画、西洋画也对宫廷绘画产生了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还以画为生、以画泄愤，金石书法的刚健之风也溶入了绘画。民间绘画更加世俗化、商品化；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最后辉煌，清代绘画已呈现出发生奇变的倾向，为近代中国绘画的改革作好了准备。
“华山派”与明画院绘画：明太祖朱元璋长于武功，拙于文治，他当政时期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摧残艺文，画坛一派萧条景象。而北方的医生兼业余画家王履（1332年-？）则幸免于难。他工山水，不拘守前人成法，主张深入自然，师法造化，从真山水中吸取创作素材。有《华山图册》存世，绘陕西华山小景40幅，题诗拔文，抒写欣赏自然风光的感受。山体作小斧劈皴，奇峭伟岸，林木杂生，云烟流布；笔墨苍劲，变化灵活，气韵生动。后人称他取法自然山水的画风为“华山派”。明成祖朱棣虽也实行文化专制，但手法与乃父不同，而是将文人、画士廷揽入宫，为其服务。王绂、谢缙等人就是被荐举的画家。洪熙、宣德以至成化、弘治皇帝当政时期，宫廷画家也一度兴旺，如边景昭、林良、吕纪等人，较为著名。他们的作品以兼工带写见长，设色富丽，题材吉祥，如象征长寿之松、鹤，象征兴旺之兰、竹，象征富贵之锦鸡，象征幸福之喜鹊等，一派升平气象。吕纪的花鸟画还含有规劝皇帝实行善政的意思，如《三思图》，画三只相思鸟，以表示凡事三思而行；《残荷鹰鹭图》，画一只雄鹰正转身下扑，荷塘中白鹭和小鸟都惊慌逃避，不知所措，借以告戒皇帝不要滥用武功。绘画在开明的政治气候下，显然又得到更进一步地发展。
“浙派”的创导者戴进：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戴进（1377年-1462年）是明初功力精深的大画家，他曾在宣德年间被荐入宫，后遭忌返回家乡，卖画为生。戴进技艺全面，人物、山水、花卉皆擅长，面貌也有多种变化，山水取法宋人苍劲一派，又融以元人水墨法传统，山石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笔较重，粗犷有力，气势充沛。人物工意结合，面部描写较细，神态生动，衣纹线条则粗放顿挫，劲练洒脱，风貌独具，花鸟既能工笔设色，又能水墨写意。戴进的直接继承者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弟子方钺、夏芷等，均为浙江人，故他的传派世称“浙派”。受戴进影响，江夏人吴伟笔墨更为纵放，被称作“江夏派”。在“浙派”的影响下，成化、弘治时期宫廷内外的画风多倾向于粗笔水墨，以挺拔豪放取胜，风行百余年，直至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崛起而告衰落。
“吴门画派”：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路”的苏州（俗称吴门）涌现出卓有成就的画家群体，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家最为著名，人称“吴门画派”。他们的作品大多数表现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吴门画派”的四大家各有千秋，其创始人沈周功力深厚，不慕功名，最富文人气质，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书法雄厚浑朴，兼工山水、花鸟、人物，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年笔墨简放粗豪，气势雄强。所作率意纵逸，寓有野逸之趣，成为明代复兴文人画的先锋。沈周的弟子文徵明，他的书画技艺也很全面，文雅典丽，笔墨蕴籍含蓄，风骨秀逸。文徵明长寿而勤奋，传世作品甚多，子侄、弟子流风不绝，至清初不衰，故而他成为“吴门画派”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文徵明的好友唐寅，他的作品以工细为主，又兼有文人的笔墨，富有诗一般的意境；书法秀逸遒劲，风格洒脱，雅俗共赏，深受欢迎。他也是一位人物、山水、花鸟兼工的画家，并因生活跌宕多趣，风流不羁，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江南才子。文、唐的画友仇英，所绘人物、山水，精工具体，设色清丽，构图繁密，意境深邃，文雅而严谨，匠心独运，为他人所不及。故而他赢得画坛的尊重，成为“吴门画派”四家之一。“吴门画派”是一个既有文人画家，又有职业画家、画工的群体，它的出现，既振兴了文人画，又规范了“浙派”末流技法粗陋之习，推动了明代绘画深入发展。
陈淳、徐渭的写意花鸟：在“吴门画派”兴复文人画的风潮影响下，随着思想家强调发挥主观能动的“心学”兴起，明代中期的绘画变得更有生气，在技法上也有许多突破，表现于花鸟画创作上，水墨写意的大家应运而生，他们就是号白阳山人的陈淳（1483年-1544年），及号青藤的徐渭，世称“青藤白阳”。陈淳的花鸟画师法沈周，用笔随意，自由纵横，淡墨疏笔，生趣横溢，是位以拙胜巧的高手。他的水墨花卉常常是一花数叶，疏淡欹斜，比沈周的作品更为活泼。徐渭较陈淳更为放纵，以泼墨大写意花鸟画见长，不求形似求生韵，笔势激动，气度轩昂，如感情之渲泄，澎湃汹涌。这与他怀才不遇的坎坷经历大有关联，才情在仕途上受阻，却在诗文书画上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如《墨葡萄图》轴，几无线条，全用泼墨泼水而成，却墨分五色，浓淡有致，形态生动；狂放之气，足以骄人。徐渭的人物画也很精彩，寥寥数笔，即见精神，有《驴背吟诗图》等。
董其昌：明代后期的画坛中心人物是董其昌（1555年-1636年）。他诞生于经济发达的松江，官至礼部尚书，是继元代赵孟钪?蟮挠忠晃淮蠊倭偶嫖娜耸榛?摇Ｋ?び谏剿???岢?霸?募摇保?崾印拔饷呕?伞保???拇荡俊拔娜嘶?薄Ｋ?髯⒅乇誓?记桑?榛??澹?簿科?希?角蠓缟瘢??兄鞴凼阋猓?非笏朴氩凰啤６?洳?朴诮?湃说慕峁埂⒓挤ㄌ氐慵右怨槟桑?够?娴氖杳堋⑴ǖ?⒖?稀⑿槭蹈?泄媛桑?挥星迦笪卵拧⑵胶外?坏娜の叮?勺尽⒓虻?写?心?病⒆匀坏奈娜酥?肌６?洳?诿朗趵砺凵隙嗨?ㄊ鳎??岢鲋笔慵阂狻⒎鹿湃硕?涔湃耍唤簿可袼疲?宰臼で桑换?乙?靶型蚶锫罚?镣蚓硎椤崩醇忧垦а?徊⒁造?谀媳敝?掷醋芙峄?罚?衔?犹瞥??迹?酝跷?乃??值?慌晌?献冢?岳钏佳倒け手夭室慌晌?弊冢?罢咦⒅厥闱椋?形娜似?缓笳咦⒅匦词担?泄そ称?凰?缒媳岜薄４寺垡怀觯?跋旌艽螅?娜嘶?哪献诔晌??痴?冢?灾潞Ｍ獬啤拔娜嘶?蔽?澳匣?保?源宋?泄??拇?怼６?洳?氖导?肜砺鄣玫剿山?厍??页录倘濉⒛?橇?热说闹С郑?茏勇?牛?鞣绮痪??顺啤八山?伞薄＜/P>
陈洪绶：晚年的人物画随着社会思潮的活跃而有较大的改观。不拘陈法、追求个性的大画家陈洪绶（1598-年1652年）就诞生于这一时期。他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曾入京为内廷作画，并观禁中藏品，技艺大进。他所作人物，往往经过大胆的夸张变形，头大耳阔，躯体伟岸，相貌奇峭，衣纹排叠，凛然可畏；借佯逛迂怪，否定时政，讽刺当局，表达狂放不羁之情。他的《归去来图?解印》，画陶渊明傲然前视，仪态轩昂，与接印小吏的谦卑恭谨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贵品格，画风高古奇特。又如《何天章行乐图》，把主人公何天章画得如一尊魁梧的造像，而其爱姬娇小轻盈，两人面部木然，皆无喜悦之色，极不相配，实无乐可言，借以讽刺封建礼教。陈洪绶善于利用夸大人物个性特征和衬托对比的手法，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技法上，他用线清圆细劲，拙如古篆，刚中见柔，力度雄健，也不落常套。陈洪绶还为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作插图，歌颂侠义、爱情，赞扬爱国英雄，如《屈子行吟图》、《水浒叶子》、《西厢记》等，皆很出名，不仅对清初木刻版画的发展贡献很大，而且也成为反抗压迫的宣传品，不胫而走，甚至影响晚清“海上四任”。此外，他的山水、花鸟画也有很多特点，古朴工丽，以艳衬雅，富有装饰性，雅俗共赏，流传甚广。
愤世嫉俗的明遗民画派：明清鼎革，社会动乱，许多文人为了避祸，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便出家做了和尚；有的不再应考做官，甘当明朝遗民，了此一生。他们中间的画家，以“四僧”（即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和龚贤、方以智（无可）等最为出名。石涛、八大山人是明朝宗室，作品中往往流露身世之感，激昂悲愤，沧凉忧郁。石涛以山水见长，兼工花卉。他主张“搜尽奇峰打草稿”，又主张“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而且广泛吸收前人技法，融会贯通，独来独往，自成一格。他的画风富有创新精神，在运笔用墨、设色构图上皆突破陈法，令人耳目一新。石涛晚年在商业都市扬州卖画，他恣肆奇拙的画风，对“扬州八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八大山人（朱耷）亦长于山水、花鸟，“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水意境荒率凄凉，花鸟怪诞冷漠，愤世嫉俗，不满现实，一派受压抑而不屈的情调。所写书法，似蚯蚓扭曲多变，柔中有刚，世称“蚯蚓体”。髡残的山水粗头乱服，笔墨纵横淋漓，善于干湿互用，层次丰富，多幽深繁复之趣，寄托远离尘俗的逃禅避世之情；与其画面上的草书诗文互得益彰，给人旷达忘世之感。弘仁则与其相反，笔墨简淡，线条疏秀，山水清奇磊落。他最爱画家乡黄山的奇松怪石，伟岸俊峭，以寄托孤傲清高之情，成为清初“黄山画派”的首领。象“四僧”一样有着傲骨与野逸之趣的遗民画家龚贤，为“金陵八家”的代表。他的山水注重墨色的厚重，善用积墨法表示山水的阴阳向背，很有苍郁深邃的趣味。活动于江西的哲学家方以智，所绘简单，却含有思想，如《骑驴图》，就寓有三数合一、学问自许的含意。图中骑驴者实为他“不佛不儒不道、又佛又儒又道”的自我写照，表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荡时期不忘文化传统的乐观精神。四僧和明遗民画派因负有民族气节和艺术上的独创精神，而被称作清初画坛的“野逸派”。
“清”四王的画风：清初重要的画家还有“正统派”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和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他们受董其昌的影响较大，发展了晚明文人画的抽象特点，特别注重笔墨和纯形象的表现。所作并非描绘真山水，而是主要表现笔墨和线条的半抽象画。四王作画常常题为仿某某宋元名家，诸如巨然、黄公望和元四家，其实都是自己的画，而且四人面貌也有所不同。王时敏用笔虚灵，气韵清恬，王鉴落墨丰润，兼擅青绿。王原祁画风浑厚秀润，喜用干笔焦墨，曾在京中任书画总裁，弟子满门，有“娄东画派”之称。四王与同时代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画面布局不求奇险，而是注重笔墨功夫，所以粗看面目相同，若无变化，其实其变化在于笔墨的旋律，而非形象的布置。他们的摹仿古人，尽管有很大的局限，创新不足，但对前人技法的总结、继承，却维系了传统，而且左右清廷画艺，被奉为“正统派”。受他们影响的唐岱、董邦达、杨晋、宋骏业及“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等，作品虽然也很典雅，然而因袭味太重，显得公式化和缺乏生气。
“西画”对院体画的影响：
清朝重建宫廷画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鼎盛。那时西洋传教士络绎来华，意大利的郎世宁、法国的王致诚，捷克的艾启蒙等，带来了西洋画的凹凸阴暗和透视法，在宫内为皇帝作战功图，以精细逼真的艺术效果而受到欢迎。同时，中国水墨画与散点透视的技法，也被西洋画家采用，如王致诚的《十骏图》，就兼有中西之长。受西洋画的影响，清宫廷中的画家如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也参酌西法，作画注重凹凸阴暗的光影效果，笔法更为纤细写实。清朝宫廷绘画的题材主要有人物肖像画、宫廷生活画、历史纪实画，以宣传皇帝的文治武功，为皇帝服务。花鸟画于历朝相仿，延续“黄家富贵”一路，也参有没骨画法，稍为奔放生动，著名画家有邹一桂、蒋廷锡等。山水画大致为“四王”派系；界面更趋宏大、工丽，注重装饰趣味，著名画家有袁江、袁耀父子。这种局面与大清帝国利用文化粉饰太平的专制政策十分吻合。
“扬州八怪”：清代中叶，在商贾云集、思想活泼的扬州，萃集一批卖画为生的重要文人画家群体，人称“扬州八怪”。其所以称怪，一是书画创作皆流露强烈的个性；二是与当时的社会时尚相背戾，为人大多不趋炎附势，孤高自傲。扬州人视他们奇奇怪怪，按方言“八怪”称之，其实并不单指八个人，主要画家有郑燮、金农、黄慎、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华?还有高凤翰、闵贞、边寿民等。“扬州八怪”都是失意文人，他们承传明遗民画家反抗精神，反对蹈袭模拟，所作抒个性、用我法、专写意、重神似，既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宫廷提倡的正统，也相对摒弃了儒雅平和的“书卷气”，形成了重视感受、抒发性灵，而又适合商业需要的写意画风。多直露，少虚伪，吐泄不平，清新狂放。郑燮（郑板桥）的《竹石图》，挺劲孤直，具有倔强不驯之气，而又寄托“一枝一叶，总关民情”的同情民间疾苦之心。金农的《佛像画》轴，佛像神情安然飘逸，身后背景以其独特的书法来完成。新颖的构图及遒劲的笔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黄慎的《花鸟草虫册》以农家田园小景入画，生动别致，充满质朴气息。再如罗聘的《醉钟馗图》，以漫画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迷离朴塑、奇异怪谲的鬼怪世界，借以讽刺社会现实。有人将此图比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称它们都是用“以鬼喻人”的手法来讽喻世事。“扬州八怪”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打破了清代中叶画坛的沉寂，给人以有力的启迪，其艺术对后世水墨写意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多元化的民间风俗画
明清的民间风俗画：其内容庞杂，题材丰富，涉及生产、生活、宗教、历史、文学、戏曲等方面。如明代四川蓬溪宝梵寺、北京西郊法海寺的佛教壁画，云南丽江大宝积寺小乘佛教壁画，西藏哲蚌寺藏传佛教壁画，山西新绛稷益庙的道教壁画；清代南京、绍兴、金华的太平天国壁画；明代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的年画，清代山东潍坊、山西临汾、广东佛山、福建泉州、四川棉竹等地的木刻年画、戏画；明代徽州刻《西厢记》、《元曲选》插图、《十竹斋画谱》等，均较为出名。这些民间风俗画的最大特点一是既工丽具体，又生动活泼，富有装饰情趣；二是贴近生活，通俗耐看，含有劝恶从善、吉祥喜庆的内容，如《莲生贵子》、《鱼跃龙门》、《年年有余》、《一团和气》等。它们与宫廷画、文人画、卷轴画等，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明清绘画，对繁荣文化、活跃思想、丰富生活起到积极而不可低估的作用。
具有民族特色的“汤喀”绘画：明清时期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一带藏区雪域的绘画，除寺院壁画外，以“唐卡”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绘画最为流行。唐卡亦称“汤喀”，是藏语，指一种用布或绢制成的画轴。内容大部分为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这类作品宗教特征较强，规范而严谨，尤其是曼陀罗唐卡，即坛城唐卡，画佛或诸神的宫殿，圆中有方，方中画圆，层层排列，紧密有序。相对而言，一些表现圣者传奇、佛陀本生故事与神话传说的作品，往往出现世俗生活的场面，有山水、花鸟，显得较为生动。唐卡的绘艺较为工细，线条柔和委婉，设色对比强烈，构图严谨对成，既有热烈明快、和谐统一的装饰趣味，而又带有图案化、神秘感，颇有特色。这种宗教绘画以其特有的美感，一直受到藏族同胞的喜爱，至今不衰。
近现代美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海、广州等辟为通商口岸，商贾云集，经济繁兴，许多画家亦聚集于此，卖画为生，形成了商业气较重、雅俗共赏的“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美育代替宗教”的革命口号，蔡元培在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美术学府--国力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从此画家兼美术教育家（即“学院派”或“教授派”）成为画坛的主流。面对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形势，一些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坚持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增加学养，不断推进绘画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人称“齐黄潘傅”。另一些留洋归国的画家，主张中西兼溶，吸收西画优秀成分，推进中国绘画的改革。代表人物有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世称“林徐刘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画家以满腔爱国热情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斗争，涌现出一批激励抗日斗志的优秀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徐悲鸿的《奔马图》、《醒狮》等。抗日战争结束后，有的画家向海外发展，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并借鉴海外艺术的长处，不断探索水墨画的创新。他们孜孜以求，使世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绘画的魅力，张大千就是其中的典型。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好评，有人称他为“东方的毕加索”。活跃与大陆的学院派画家，也经过不懈的努力，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南北互相呼应的局面。历经极左路线与“文革”的摧残，画家们坚持发展传统艺术的赤诚之心更坚，心胸更为广博，学养也愈为丰厚。“笔墨当随时代”，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崇尚艺德、不断创新的李可染、陆俨少是其中的佼佼者，经过他们艰辛的努力，中国绘画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换，进入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更新的境界。
“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的艺术风格：清末明初，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他们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派”外别树旗帜，形成“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海上画派”的主要画家有赵之谦、“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虚谷、吴昌硕、吴友如等。赵之谦的作品，善于将篆隶书法功力融入画面，风格浑朴秀劲，花卉设色浓艳，宏伟富丽，以象征吉祥。吴昌硕也以书法、篆刻入画，作品金石味浓郁，风格沉着雄肆。他除花卉外，兼长人物、山水，画面题诗文以吐泄豪情，既使意境丰富。吴昌硕治印也很出名，他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四任”中以任颐（字伯年）最著，他善于画人物、花鸟，所作受陈洪绶影响，略作夸张，线纹坚劲凝练；而又吸收民间设色技法，色彩明丽。任颐好民间故事、历史人物入画，如《钟馗》、《凫荷图》、《风尘三侠》、《吕布与貂禅》等，雅俗共赏。“岭南画派”以留学日本的广东人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以及陈树人为著，世称“岭南三杰”。他们的作品中融入海外技法，即水墨中掺入水彩、水粉画的粉质颜料，在不吸水的矾纸上作画，使画面色彩鲜艳亮丽，借此表现岭南阳光充足的亚热带自然风光，有“新国画派”之称。
继承与开拓的四大家：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经历了激烈的分化与变革，因循传统、恪收古法的画风虽然仍在延续，但已失去活力；同时，西画的东渐，油画、水彩、水粉画的发展，也使中国绘画的因循守旧之风更为颓衰。此时，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为代表的一批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应运而生。他们植根于传统，重视师法自然和切入显示生活，努力提高学养，弘扬传统绘画中的优秀成分，刻苦创新，使中国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
齐白石（1863年-1957年），湖南湘潭人。精写意花鸟，尤工水墨虾、蟹、鱼、蛙，从徐渭、八大、吴昌硕等人笔墨中汲取技法，又长期观察自然景物，所作着墨不多，概括生动，设色墨彩相融，质朴天真，活泼多趣。山水构图奇肆，治印古朴，蔚然成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并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和平奖金。代表作品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虾》、藏于荣宝斋的《荷蛙》、《贝叶工虫》、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雨后》等。黄宾虹（1865年-1955年），生于浙江金华，安徽歙县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他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修养之高”，又认为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丽，对祖国大好河山充满了热爱之情。他重自然气韵，开创了“黑、密、厚、重”的独特画风，元气淋漓，草木华滋。黄宾虹擅长用浓淡不同的墨彩、反复勾画点染，而呈现层次丰富、意境深邃的景象，初看似苍茫一片，细看自然生动，乱而不乱，意境无穷。曾编纂《古画微》等，影响很大。代表作品有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拟何绍基意》轴等。潘天寿（1866年-1971年），浙江宁海人。擅诗书画印，山水、花鸟，人物兼长，画风受八大山人、石涛影响，而又自具雄肆奇倔的面目，线条坚定粗犷有力，构图出人意表，体现刚强不屈的豪迈民族性格，变文人画柔雅为沉雄、坚毅，有撼人的力量和强烈的现代意识。晚年擅指画，巨幅鸿篇，册页小品，皆风姿独具。曾任国立艺专、浙江美术学院（皆为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院长，全国美协副主席。1958年获苏联莫斯科美术研究院名誉院士。传世作品有《凝视》、《松石》等。著述甚多，以《中国绘画史》影响为大。傅抱石（1904年-1965年），江西新喻人。曾受徐悲鸿器重，推荐赴日留学，归国后任教于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善绘山水、人物、工意兼具。《山雨》图轴写山雨流泉，树石草亭，皆以，线描或细挺，或秀柔，面部具体，衣着姿式泼墨写意，尤擅长历史人物，既有晋、唐古雅之风，又有现代浪漫气质，如《九歌图•湘君》。山水泼墨淋漓，或如风雨交加，或如烟云流布，大气磅礴，神奇莫测，颇为生动。笔墨酣畅纵横，有“抱石皴”之誉。晚年任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江苏国画院院长，著有《石涛上人年谱》等。代表作品有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陈列于人民大会堂）、藏于傅抱石纪念馆的《听泉图》等，影响很大。
溶西创新的四大家：“五四”以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都按照各自的观点倡导美术革命。有的提出改革国画的纲领，有的留学归国后办新学，画模特儿、办展览、出画报，形成一股力量，向以模拟四王山水为代表的“正统派”展开进攻。兼溶中西的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等教授即为其中的杰出人物。林风眠（1900-1991年），广东梅县人，有“现代中国绘画之父”之称。少年时以《芥子园画谱》习画，后留法，研习西画。归国后，1928年被蔡元培派赴杭州，创立“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任首任校长。他艺通中西，对中西的审美情趣皆有深刻的领悟，以调和中西复兴中国艺术为己任。长于人物、花鸟、山水，所作富有韵味，且通俗易懂，他的孤鹭、秋雁、水汀、美女等水墨画，设色浑化自如，浓艳处多加积色和复色，清雅处纯净透明，厚而不浊，淡而不薄，光影色彩自然柔和，具有诗一般的美感，和盎然的生命力。晚年定居香港，弟子遍及海内外。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画院的《鹭》、《静物》等。徐悲鸿（1895年-1953年），江苏宜兴人。早年赴日本和法国游学，1927年归国。历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擅长人物、动物、花卉等。主张学习素描，讲究造型之严谨、结构之精确、整体感之强烈，并认为应吸收西画优秀技法，丰富中国绘画的创作。所画人物、动物，笔墨放纵，形神兼备，往往还寓以热爱祖国、嫉恶如仇的情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刘海粟（1896年-1994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7岁赴沪创建上海美专，主张尽力发展中国传统美术宝藏，尽量吸收外来新艺术，首倡中国人体模特儿教学；打破关门教学陈规，带学生赴西湖写生；招收女生，开中国男女同校先河。反对封建礼教，人称“叛徒大师”。后旅日游欧访南洋，艺名日著。善山水，泼墨与没骨重彩尤奇诡，光怪陆离，汪洋恣肆，气魄阔大。曾多次赴黄山写生，所写黄山图，奇幻壮丽，寄托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的深情。刘海粟作品有《黄山图》、《始信峰古松图》等。吴作人（1908年- ），安徽泾县人。年青时受徐悲鸿帮助，赴欧留学。归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艺专。善于溶会中西技艺，所作骆驼、牦牛等，构图简洁，造型生动，有清新、洗练、柔和、秀美的特点，水墨色彩变化微妙，格调高雅，耐人寻味。历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代表作品《骆驼图》等。
蒋兆和：1937年日寇侵华，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爱国主义画家蒋兆和（1904年-1986年）目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心痛万分，乃创作《流民图》以表达他对沦陷区人民流离失所生活的深深同情。《流民图》从1941年开始构思，至1943年完成，高2米，长约26米，表现逃难群众悲惨的生活。画家塑造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象，与真人等大，构图多为半身特写，重个性刻画，使形象有呼之欲出之感。笔墨则侧重悲怆氛围烘染与愤慨情绪的渲泄，缩短了艺术形象与观众间的距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为民写真”的现实主义杰作。蒋兆和先后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艺专等，1950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大千：近百年来，在继承传统、开辟时代新风的众多画家中，张大千（1899年-1983年）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代大师。他是四川内江人，年青时游学日本，后归隐四川青城山，潜心于石涛、八大山人及董源、巨然、王蒙等古典风格，又赴敦煌临摹壁画，技艺大进。中年达到可与古人争雄竞胜的水平。1949年出国，云游美洲、欧洲等地，视野扩及世界，学养雄厚，终于自出机杼，所作以泼墨泼彩呈现出苍浑渊穆的面目，用抽象表现主义开拓了中国画的新领域。张大千于山水、人物、花鸟、鞍马无所不精，工意兼具，勤奋创作，乐此不疲，且于历代宫廷画、文人画、民间画以及西洋画皆有汲取，取精用宏，晚年由传统派画家而成为融和西法的变革派画家。作品早、中、晚年风格不同，但都以浓郁的东方情调而备受世人瞩目。1956年他与毕加索在欧洲相识，被画坛称为“东方的毕加索”。晚年病逝于台北“摩耶精舍”。张大千代表作品《庐山图》、《晚帆》、《美女图》等。
“北李南陆”：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激烈变革，在全盘西化、中西融合，以及新儒学思潮浸润的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绘画不断发展的进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李可染（1907年-1989年）、陆俨少（109年-1993年）就是推动当代中国绘画发展的南北二位著名教授。李可染，江苏徐州人。曾就学于杭州“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后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本世纪中国绘画的传统主义大师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及改良主义大师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都是他的老师。在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他“以最大的功力打入传统，以最大的勇气打出传统”；并将西洋画中的明暗法、几何造型法、封闭立体主义构图法等技巧，透过自己的理解，适切地融入个人的绘画中，不但塑造出具有创造性及成熟的绘画风格，并成功地完成中国绘画的改革。李可染的绘画讲究点、线的搭配，注意点线面的节奏感，山水构图圆中见方，饱满严谨，画面明暗层次丰富，云烟朦胧，亮点活跃；人物、动物、墨块笔痕清晰有力，简练拙朴，生趣勃勃，尤多农家自然清新气氛。他主张苦学，主张深入学习传统、深入观察大自然、深入思考、深入实践，人称“苦学派”。代表作品《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李可染的友人陆俨少是上海嘉定人，博采历代名家技法，尤得力于元人王蒙。抗战时避难入川，看遍巴蜀山水，深受自然启发。所作山水长于用线条勾云划水，以留白法表现云烟；构图自出机杼，由小及大，转折之间，别开生面；下笔中锋、偏锋、皴擦互用，厚重而不刻板，秀雅而不艳媚。云水激荡，山川奇伟，大气磅礴，神采飞动。陆俨少虽对传统作了创新，但他对画家要有坚实的文化修养却从不怀疑，曾说要“三分读书，三分写字，四分画画”，是位诗、书、画全面发展的大师。晚年陆俨少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有《山水画刍议》等。代表作品：《峨嵋冬雪》、《山水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