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国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各国相继变法，改革弊政，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经济繁荣、百家争鸣、文化艺术发达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绘画也取得了全面而长足的进展。战国绘画的应用范围，较之商、西周时期已有所扩大。除继续大量以“冠冕车服之饰”，作为青铜器、漆器、玉石器、丝织品等的装饰性图案，以及作为宫墙文画，即壁画装饰之外，还出现了不依附于工艺品与建筑物的独幅主题性绘画，即作为铭旌用于墓葬的帛画。这时期的统治阶级已开始有意识地直接以绘画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与此同时，绘画的题材也更加广泛，除传统的动植物纹样、自然气象纹样和几何纹样外，天地、山川、神灵以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等历史神话题材与战争、田猎、宴乐、出行等现实生活题材也大量进入绘画,表现手法也更趋成熟,更加多样化。从现存战国帛画实物可以看出，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中国绘画传统,此时已经形成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绘画艺术风格愈趋丰富多采，并显现出地域性特点。文献有“宋人善画”的记载。从现存实物来看，南方楚国的绘画有着鲜明的飞扬流动、琦玮□□的艺术特色。此外，文献记载还表明，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绘画艺术自身的一些性质特点也有了较前深入的认识。
文献中关于绘画的记载战国诗人屈原的著名诗篇《天问》，是诗人参观楚先王宗庙壁画后所作。据王逸《天问章句》序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天问》中反映出来的壁画内容极为丰富,有天象图及天上神怪,包括九层天图、群星图、日月图（日中有乌、月中有蟾蜍）、嫦娥奔月、王子乔死后化鸟、雨师屏翳、风神飞廉等内容；有大地的图像，包括鲧、禹治水、昆仑山图、烛龙图、雄虺九首及鲮鱼、□雀等内容；有远古传说及历史人物，包括女娲、尧、舜、禹、伯益、启、后羿、寒浞、敖、桀、简狄、王亥、王恒、高汤、伊尹、商纣、姜源、周文王、姜太公、武王伐纣、周公辅成王直至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太子申生、楚令尹子文、楚成王、吴王阖庐、楚吴战争等内容。这些历史画均按时代排列。另外还有4幅独立壁画：彭祖像、厉王奔彘图、伯夷叔齐采薇图、秦公子□与兄争犬图。由此可知，汉代流行于画像石和壁画中的人神杂糅、光怪陆离的绘画内容，是与战国壁画一脉相承的。此外，宋玉《招魂》篇里有“仰观刻桷，画龙蛇些”的描写，也说明了当时建筑物施以彩绘的情况。从楚先王宗庙壁画的宏大规模和丰富内容，亦可推见当时其他各国宫室殿堂及宗庙壁画的一般情况。
《庄子?外篇?田子方》记述了宋元君的画史们应召“受揖而立，舐笔和墨”作画的情景，其中一位迟到的画史，他不脱略礼节，“受揖不立”，而且还“解衣□礴,裸”,表现出他高度入神忘形的心态，因此被宋元君称许为真正的画家。这表明当时宋国已有专为统治者服务的画史，也可见当时对绘画创作只有不受拘束方能进入最佳的构思状态这一特性的认识和理解。刘向《说苑》记载了齐国画工敬君，为齐王新造的九重之台作画，因“去家日久，思其妻，乃画其妻对之”，齐王因而知其妻貌美，以至给钱百万而纳之的故事。敬君应是当时身份地位较低微的画工。《韩非子?外储说》记载客有为周君画□的故事,这位画家用了3年时间画出一件与普通髹□同状的□，在特定的日光照射下，可以见到“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的形象。同一书中还有一段关于齐王与客讨论画“孰难孰易”的记载，客答曰：“狗马最难”，因为狗马是人所熟悉的；“鬼魅最易”，因为鬼魅是人所未见过的。虽然上述记载多为战国思想家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时所编撰的寓言故事，但其中也显然反映出当时绘画艺术发展到的水平。
关于绘画的社会功能问题，战国思想家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荀子认为：“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荀子?礼论》）但同时又把绘画看作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认为：“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荀子?富国》）。韩非子认为：“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显然是本着老子的崇尚自然的思想，与荀子的观点相对立。墨子则从庶民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又说：“女子废纺织而修文彩，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这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为满足其享乐生活的需要，而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绘画装饰活动的社会现象而言的。道家则从另一方面否定上层统治阶级崇尚“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审美趣味,主张“绝圣弃智”,纯任自然。庄周认为“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璋？五色不乱,孰为文章？……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罪也”。（《庄子?马蹄》）以上几方面的见解对后来中国绘画的发展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现存战国绘画实物战国时期的宫室壁画，随着建筑物的消失而荡然无存。墓室壁画已发现的，有湖北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壁画,但只是画成田字形结构的门，其上描绘有菱形、卷云形和三角形花瓣状纹饰，还不足以体现本期绘画的发展水平。从迄今出土的战国帛画、大量彩绘漆器、丝织品以及青铜器、陶器、玉石器上的装饰纹样来看，可以窥见战国绘画已经具有的辉煌面貌。
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见彩图《人物龙凤》帛画(战国)湖南长沙出土）和《人物驭龙》《人物御龙》帛画(战国)湖南长沙出土）帛画，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完整的独幅绘画实物。两幅帛画均表现“引魂升天”的主题，在丝帛材料上用毛笔勾线画成。后一幅人物兼用平涂与渲染的画法略施色彩。从这两幅帛画状物之精确生动、用线之流畅洒脱，可见早期中国绘画所达到的水平。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幅帛书四周画有12个神怪图像，造型奇特怪诞，运笔也轻盈自如（见楚帛书图像）。此外，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与现在使用的毛笔大致相同，提供了本期绘画工具的实物资料。
已发现的战国彩绘漆器大多出自南方。引人注目的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飞鸟、虎座鸟架悬鼓、镇墓兽、木雕小座屏、鸳鸯形豆、漆盾以及大量的盒、奁、杯、盘、尊、俎、几、案等生活用具上的彩色纹样，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漆棺、衣箱及鸳鸯形盒上的彩画，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锦瑟漆画残片，湖南长沙颜家岭楚墓出土的彩绘漆奁盒上的狩猎纹以及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晚期漆盘上的装饰性绘画等。
这些漆器上的绘画色彩斑斓，花纹繁丽，无论禽兽、神怪、人物的造型都夸张生动。与商、西周时期的装饰性绘画相比，在装饰性与描绘性的有机融合方面，在对物象情态的体察与表现方面，其装饰与描绘技艺的纯熟，都显示出极大的进步。战国漆器的装饰纹样显然从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玉石器的云雷、夔、凤、蟠螭、蟠虺等纹样脱胎演化而来。但商、西周青铜器上严整的禽兽纹样至本期往往被分解、打散、变形，然后进一步图案化,再配合器物的造型,予以各种不同的组合，形成无数充满运动感的神采飞扬的奇异画面。尤其是云雷纹等自然气象纹，在战国漆器装饰纹样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常见的有纯用云气纹或转化为云形结构的龙、凤纹组成画面。这些纹饰萦回舒卷，相互勾连，飞舞灵动，给人以大气盘旋般的深邃感和生命机能的活跃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战国漆画中的禽兽、神怪、人物形象与《山海经》、《楚辞》等古文献所记载描写的天地、山川、神灵内容十分吻合。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漆棺上描绘的引魂升天的羽人、鸾凤、人面鸟身珥蛇践蛇的“禺疆”、“其身九曲,有角□□”的“土伯”,衔烛以照太阴的“烛龙”；漆衣箱上描绘的“后羿射日”；战国中期长台关楚墓锦瑟漆画上的人面鸟身鸟爪、张翼的羽人，御龙遨游云气间的神人；曾侯乙墓漆棺、湖北江陵楚墓木雕座屏、湖南长沙颜家岭楚墓漆奁上都有啖蛇的大鸟，以及一些虎座上的飞鸟、镇墓的怪兽等，这些琦玮□□的神怪画像，使得战国漆画成为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与激情的、包含着丰富神话内容的艺术世界。战国漆画中也有现实生活场景的生动描绘，如曾侯乙墓鸳鸯形盒两侧的撞钟击磬图和击鼓舞蹈图，长台关楚墓锦瑟上的狩猎、燕乐场景等。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也都具有造型夸张，乃至奇特怪诞的特点。
战国漆画以朱、黑两色为基调，继承了“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画其内”的传统。除朱、墨两色外，还使用了黄、蓝、绿、白、褐、金、银等10多种色彩。总体感觉是对比强烈，变化丰富，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气派。
丝织品上织绣出的纹样色彩，更有与帛画、漆画同等重要的绘画艺术价值。现已发现的战国丝织品实物，主要属于南方的楚国。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有“丝绸宝库”之称。该墓出土的丝织品，数量品种丰富，工艺精湛，且保存完好，充分反映出本期丝绸织绣图案精美、造型生动、线条灵活、色彩绚烂的特点。其织绣纹样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可以窥见本期绘画艺术的风格和水平。
楚国丝绸刺绣纹样的题材基本为几何形与相互穿插、蟠叠的动植物形图案。动植物纹样常常合为一体，几何形图案以菱形纹最多。常以变化多端的菱形纹组成图案，或以菱形为骨格布局，穿插以动植物纹、人物纹，构成灿烂缤纷文采辉煌的画面。动物纹以凤纹、龙纹为最多，尤以凤的形态较为奇特、华美,生动无比。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17幅有凤纹的刺绣品中，凤的形象无一雷同。凤的纹样在楚丝绸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而龙、虎等纹样则一般只作为陪衬。这应当是楚族先民以凤为图腾的遗风在绘画上的表现。丝绸纹样中也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仅马山1号楚墓就出土了3幅人物纹的锦和绦，内容为乐舞和田猎。其中图案化的人物，或长袖飘举，载歌载舞；或御马驱车，张弓射猎，造型洗练而有意趣。战国丝绸的配色不多，一般不超过五色。但通过色相的对比、调和，以及将明度拉开层次等巧妙手法，造成既缤纷华丽又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
战国青铜器纹饰是蟠螭纹、蟠虺纹和各种鸟兽形态的花鸟纹。制作上采用了印模捺印及镶嵌、金银错、鎏金等新工艺、新技术。与商、西周青铜器纹饰的神秘威严相比，显得精巧、繁富、华美，禽兽的形态尤能表现的活泼生动，精力弥满。本期绘画的重大发展之一，是许多现实生活场景出现在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中。已知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以宴乐、射猎、战争、农事等活动为装饰图案的青铜器有20～30件。其中著名的有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河南辉县赵固出土的宴乐纹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这些青铜器上的绘画，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布局有条不紊，造型手法活泼自由，充满韵律感，生动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现实中人们的生活主题从此大量进入绘画。无论就题材内容还是形式手法而言，战国青铜器纹饰中对现实生活的描绘，都为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开创了先河。
